提起大诗人白居易，恐怕妇孺皆知。然而，对于他的“双松署”断案传奇故事，笔者则更是情有独钟。

　　相传，唐宪宗年间，白居易出任陕西周至县令。不久，他就叫来差役，用砖头将县衙的西庭南门堵上，并在北墙上另开新门，两侧各植青松一棵。这样一来，周至县实际上就有了两个衙门，一个是原来门向南的老衙，一个是新建的、门朝北的、以两棵大青松为标志的 “双松署”新衙。

　　一天，城南的一李姓财主和城西姓赵的乡绅，因争田产动了官司。赵乡绅差人买了一条鲤鱼，肚内装满银子，托人送到衙门。李财主得到风声咧嘴大笑：“那点银子算得什么？我伸出指头也粗过你的腰大！”于是，他唤来长工，买一只大西瓜，掏去瓜瓤，塞满银子，托人奉送。

　　过堂当天，白居易传来李赵，问他们哪个先讲？赵乡绅经常出入衙门，嘴巴有点功夫，忙不迭说：“大人，我的理（礼）长（指鲤鱼的身子），让我先讲。”李财主则抢着说道：“老爷，我的理（礼）大（指西瓜的个儿），让我先讲。”二人互不相让。

　　白居易沉下脸色道：“堂上有法，有理不在先后，你争他抢，成何体统？”

　　赵乡绅心里纳闷：送鱼赠银，就是为了买个理兴，官司输赢暂且不说，话都不让先讲，多半是他把赠银的事忘了，必须给他提个醒儿。于是，一揖到地道：“大人息怒，小的是个愚（鱼）……愚人！”

　　李财主也紧皱眉头，担心银子填了城壕，马上话里捎话：“老爷，你莫计较，我只是一个种瓜的……瓜人！”他不仅用双手比划着大大的西瓜，而且还把“瓜”字叫得特别响亮。

　　白居易从鼻孔里笑了笑：“本县耳聪目明，听得见鬼哭狼嚎，看得清牛头马面。用不着你们旁敲侧击。”先朝赵乡绅扔去一条鲤鱼：“你果真算是一个愚人！”而后又向李财主出示了西瓜：“你也真够傻瓜！”赵、李羞怯低头，无地自容。

　　紧接着他自言自语道：“自古衙门面朝南，理在后边钱在先。本县改衙面朝北，钱路堵衙理通天。”

　　说罢，白居易狠拍惊堂木：“今天先判你们‘买衙贿官’之罪！每人重责四十大板！” 令出法随，众衙役一拥而上，把李赵二人按倒在地，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溅公堂，方才收监。

　　读了这则典故，确实受益匪浅，感触颇多。首先是特别钦佩他的“改衙”勇气。据史书记载，白居易在出任周至县令时已经年满35岁，对于一名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明绝顶，16岁时已经写出《赋得古原草送别》等很多传世好诗的伟大诗人来讲，他当时不可能不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也不可能不懂得“自古衙门朝南开”，特别是封改衙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可能是其未经深思熟虑、只图一时之快、头脑发热的冲动之举。笔者认为，他的“改衙”，一方面可能与他的文人气概、呐喊正义和“不识时忌讳”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出生以后，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自己亦少小离家避难，备尝艰辛，理解民间疾苦，渴求改变现状，鞭挞官府有关。因为，在他的《长恨歌》等杰作中，都有对当时黑暗官府的讽刺、批判和揭露。如《长恨歌》批评唐玄宗荒淫“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讽刺绝句，《重赋》“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谴责官府进奉羡物，残酷盘剥百姓的批判名言等等，都可以说是首首如利剑，句句皆封喉。我们只要用心咀嚼品味一下他的这些 “心路”铺垫绝句，对于其“改衙”的莽撞举动亦就不难理解了。他可能主要是想通过自己的“改衙”之举，以求颠覆当时官府“自古衙门面朝南，理在后边钱在先”的不良形象。但不论何因何故，也不论是在当今，还是在他生活的那个古老年代，恐怕“改衙”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一定的勇气和超人的胆略，可能一般人都是难以做到的。

其次是特别钦佩他的“坐衙”骨气。白居易虽然出生于河南的仕宦之家，又是唐代继李白和杜甫之后的第三大诗人，其家庭“背景”和写作“稿费”，可能一般人都难以比及，但是，他的人生仕途并不顺畅，生活亦很不富足。他出生不久河南即发生战事，时任徐州别驾的父亲，不得不将他送到南方避乱。他在年幼身处南方时，所写下的真情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可以说就是其当时穷途潦倒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的真实写照。而在他年近60岁，任杭州刺史届满，行将退休回洛阳时，竟然无法凑齐买房之钱，无奈之下只好用自己两匹心爱的“座驾”予以抵偿。这些都可以充分说明，白居易的一生并非“不差钱”。

　　但是，他从当官改衙后的第一次升堂开始，就给自己明确立下了铁的规矩：“不为钱贵，唯理从事；钱路堵衙，法理通天。”不仅如此，他对于原被告所送的钱财，既不选择当场拒绝，也不进行“圆滑”清退，而都是采取无情、不顾颜面的“当庭出丑”，以物教人，以儆效尤。这些都无不体现大诗人清廉为官、敢作敢当、刚正不阿的清风傲骨。

　　尽管白居易的为官生涯，总是始终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坎坷状态，不仅数次被贬、以外官居多，而且“业绩”也远不及千古不朽大诗人的名气，但是，其“双松署”断案的历史传奇，也确实不失为他的为政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