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天气寒冷。上午接到岳母打来的电话，说小儿腹疼不止，中心医院就诊后也未见效。急忙搁下电话向领导请假，急匆匆驱车回家。

　　带着未满三岁的小儿去了沪上最权威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被确诊为“肠套叠”－－一种诱发成因尚不明确的突发性幼儿外科疾病－－遂被立即转入外科急诊室。急诊医生告知，四十八小时内必须进行“空气灌肠”手术。若套叠部位未粘连坏死的话成功的几率很高，若套叠部位已粘连无法用“空气灌肠”的形式复位的话，则有可能要进行手术切除坏死部分。我来不及细想，立刻付钱送儿子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中，医护人员要求我和岳母一前一后按住小儿的手脚。虽然心疼，但为了治疗，也只能配合医护人员。在小儿的哭闹中，医生将一根软管从小儿肛门插入体内，而后便进了电脑操控室。我近乎残忍地牢牢压住孩子的腿，伴随着孩子“哇，哇”的哭声，过了那么三、五分钟。医生突然走出操控室，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机器坏了，我们换个房间再做。”，便随手拔出了小儿体内的软管。我们不敢吱声，岳母抱起大哭的小儿，低声下气地说“那等会儿再做，你们先检查一下，免得再坏，折腾了小朋友。”那个医生居然白了我们一眼，“机器还没开呢，怎么折腾你们了!”我不由得怒从心生，若不是为了孩子继续治疗，恨不得一拳砸上去。

　　换了间手术室后，小儿更加的抗拒了。没有办法，依然是我和岳母一前一后压住小儿。当“空气灌肠”机将高压空气注入小儿的体内时，孩子痛苦得大叫“痛!痛!爸爸!爸爸!你不要压我的腿!不要压我的腿!”，拼命地想要蹬开我的双手。哭喊的声音痛彻我的心扉，我也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可还是死死地按住小儿的膝盖。又过了三、五分钟，医生走了出来，依旧毫无表情拔出软管说：“冲不开，让急诊医生开全身麻醉，再做一次。”

　　急诊医生开出了点滴和全身麻醉的处方。点滴的处方居然将数量开错，所幸被注射室的护士发现。我满头大汗地往返去换处方。急诊医生看看开错的处方，只“哦”了一声就提笔改了一改，对于他的失误丝毫没有任何愧疚或道歉的意思。也管不了那许多了，我急忙拿着新处方让护士为小儿吊了葡萄糖和抗生素。点滴的时间为六小时，期间不能进食与喝水，这时孩子的妈妈也打车赶来了。

　　漫长的六小时过去了，夜幕降临，急诊室的患儿也越来越多。我们再次把小儿抱至手术室。小儿有了前次可怕的经历，一看见手术室的铁门就摇着小手大叫“不要!不要!”，眼里闪烁着极其恐怖的神情。妻子是不敢进手术室的，依旧是我和岳母把小儿强抱了进去。手术室中，麻醉医师向我告知了若干窒息、呕吐、痴呆、甚至于一个父亲无法再去想象的所有后果。我没法再听下去，提笔在告知书上签了字。搁下笔，我抑制不住地握住了医生的手，“医生!拜托你们了!”，这声音是哽咽的。那医生也不答我，甩开了手，开始往小儿的点滴瓶里注射麻药。小儿被按在了手术台上，恐惧地拽着我的胳膊大哭“爸爸，我要出去!爸爸，抱!爸爸，抱!爸爸，……”突然间就没了声息，小手也从我胳膊上松开，头一歪便倒在了手术台上。医生又拿出了那根软管，并命令道：“把他的裤子脱掉。”我抬起小儿的身体，小儿毫无知觉地任人摆布，脱去裤子、插上软管，戴上呼吸罩。我不敢做任何的联想，可还是禁不住与岳母一同抽泣起来。这时，一个年轻的护士安慰说“没关系，他只是睡着了而已。”，这是我们整个治疗过程中听到的唯一一句温情的安慰。灌肠开始了，我和岳母依旧一前一后按住小儿。这时候，唯物主义显然是不占上风的，岳母泪流满面地念念叨叨。小儿虽然上了麻醉还是不由自主地抽动了几下小手，可想这无法抵抗的疼痛是多么痛苦。终于，小儿的腹部略略一鼓，随即机器的声音也停止了。医生走过来，拔出小儿体内的软管说“通了，你们抱他出来吧。”心中的大石落地，我紧紧地搂起我的孩子，手术室的铁门“哗”的打开，外面是同样泪流满面的妻子。“通了，通了”，我赶紧告诉她。

　　这次手术治疗，从结果来看暂时还算是成功的(只能说暂时，这几日小儿又出现腹疼和低烧的症状)。但用我们专业的话来讲，实体是公正的，程序是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我感受到了医生的冷漠、粗心乃至粗暴。崭新的儿科医院墙上挂满了孩子们喜爱的卡通，装修得很人性化，可在这里工作的医生却没有那么人性化。用时髦的话讲，叫做人文精神的欠缺。曾读过一篇文章，专门批评了医生和现代医学的人文精神。从中医到西医再到现代医学的发展，医生看的不再是病人这个人，取而代之的只是一张张的化验单、摄片、病理报告。当医生不再关注人的本身，那冷漠与粗暴也成为了常态。

　　常常有人把法官和医生来进行比较，当我们作为病人遭遇冷漠，我们的当事人是否也在我们这里领受了粗暴呢？当我们研判一个个案件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时，有没有真正关注过当事人作为这个人的本身呢？我当法官的年数不长，但也曾有过不少当事人急切地握住我的手说“拜托你了，章法官。”他对于一个法官的期待与托付，与我在手术室中对于医生的期待与托付是没有两样的。现在回想，我是不是也给人留下了冷漠的印象？即便我们给了当事人一个公正的判决，可又有多少人对于这一过程是满意的呢？大多数当事人经历了立案、一审、二审、执行，等到他终于拿回了自己的钱，其感受往往不是感激而是心力憔悴甚至于是满肚子的委屈。公正是一个法官基本的素质，但他更应该是善良的，有人情味的。有人说，不对!医生和法官面对的都是生命的痛苦、社会的阴暗，他如果多愁善感的话，他难以成为一个好医生，难以成为一个好法官。医生和法官就应当具有坚强的神经。但是我想说，你的神经可以坚强，但你的心肠万万不能变硬。对于当事人的苦与痛，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曾读到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借鉴。无论医生还是法官，“你是和人打交道的，你自己必须首先是一个人性丰满的人，才能够对人性和人的心理有真切的了解”。

　　爱己及人，如果我们以爱子的真切及于身边的他人乃至于求助于我们的当事人，那才是真正的大爱。当然，做到了大爱那就不是普通人，成了圣人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多从“假如我是当事人”“假如我是病人”的角度，反思一下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工作更多一些人性化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