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视剧、书本中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的法庭上，高高在上坐着是审判官，其他人员及旁听者都要站立着，随着衙役们的一声“威——”，犯人或是民事案件中的原、被告及证人从被带上法庭起，都必须是双膝下跪，两手触地匍匐在那里，只要庭审不结束，他们就要始终跪着受审。

　　到近代，国门洞开，在审理涉外案件中，因“跪着审”还是“站着审”与外国佬还发生过一番争执。有书载：1873年，两名居住北京的美国人与中国的一位包工头发生合同纠纷，诉至北京总理府衙门。法庭开庭审理时，却出现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这就是在法庭上双方当事人到底应该站着，还是坐着，还是跪着呢？开始，中国法官按贯例，惊堂木一拍，“嘟”要双方当事人一起跪下。两名美国佬可不干。在美国，法官即使向十恶不赦的罪犯问话，也只是让案犯站立而不是跪在地上。对于这种在辱人格的要求，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可是如果让原、被告人坐着庭审，岂不是和法官平起平坐了吗？那还有什么法官的尊严？惊骇的中国法官坚决不干。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后双方同意各自按照本国通行的做法行事。于是在法庭上，中国的当事人包工头跪着受审，两位美国的当事人则站着庭审——

　　在电视剧《苍天》中，我们还看到陕北农村妇女陈兰兰为起诉与吸毒的丈夫离婚，在国民党的法庭门口跪诉的情景。由此可见，那时的法庭，只知道法庭、法官的尊严，却不知道诉讼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一直到共产党的法官接管法庭后，砸毁了“跪诉石”，才彻底改变了沿袭几千年的旧衙门“跪诉”、“跪审”的那一套。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司法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司法制度已不再单纯是追究和惩罚犯罪人的制度，而是关注所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关系和谐的制度。

　　近几年来，在我国不少法院推行了专门审理少年案件“圆桌式审判”模式。所谓“圆桌式审判”，即在在法庭布置上独具匠心，审判台与公诉人席、辩护人席形成一个椭圆形状，另还专门设有帮教席；而被告席则设计成书本形状的桌子，使未成年被告人如同回归学校，以减少心理压力。“圆桌式审判”营造出一种亲切和谐氛围，将情法融合在一起，寓教于审，在感情上给未成年人以亲和感，从而收到较好的审判效果，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彰显了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文关怀。庄严的法庭除了对犯罪分子显示其震慑外，更主要的是对犯罪少年的教育和挽救，前者是形式，后者才是目的。

　　另据《法制日报》报道，山东德州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庭审法官脱去了法袍，放下了法槌，把高高在上的方形审判台换成了圆桌。法官、书记员与原告、被告、第三人等围坐一起，各方在轻松、缓和的气氛中举证、答辩、协商，体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当事双方“打心眼里舒服”。

　　长期以来，审判机关习惯于寻求正义得以伸张的“庄严”、“肃穆”的司法仪式和法庭规则，而对一些特殊案件的司法仪式中人文关怀的因素则顾及不够。圆桌式审判这种不同于以往审判方式的改变，并不会影响其功能。相反，更能体现“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在司法观念上的更新。

　　从“跪式审判”到“圆桌式审判”，虽然只是庭审方式上的改变，却蕴涵着司法文明的进步。在现代文明中，司法的理想就是创造出一种人文精神——依法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法庭上，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关怀，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呈现出尊重人的存在及其人格尊严的精神。

　　审判方式的改变，就是司法文明的一种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