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日，正在家中看国庆阅兵，却接到一个来自台湾的电话。海峡彼岸，台湾五南文化事业机构的编辑告诉我：《法庭的故事》的繁体版已经在台湾地区正式出版发行，封面做了重新设计，他们将尽快给我寄来样书。

　　2007年，《法庭的故事》原先的出版社中国团结出版社在与台湾五南文化事业机构签订著作权授权合同时，曾经将合同文书邮寄给我签字，同时签署的还有该书在韩国的版权。事隔两年，几乎将此事忘却的时候，书却终于出版了。

　　想起这十几年来笔耕与牧字的心路历程。

　　古时七十二行，世人认为最苦的无非拉纤、打铁、磨豆腐，但毕竟都是流汗不劳心的营生。如以劳心劳力而言，莫过于码字写文章。

　　1994年大学毕业进法院，彼时法院物质条件尚苦。无电脑，无打印机，仲夏夜，办公室内温度达30余度，只有一台老式风扇送风。作为一名刑庭的书记员，白天法庭记录，晚上记录法庭，腹稿、初稿、修改稿、誊稿，横格稿纸、碳素墨水，记录的是法庭故事，讲述的是人间悲欢。数百文字，辛劳大半夜，付诸铅锌见诸报端之时，也只是个豆腐块。稿酬甚廉，一般在10元至20元之间，加班至半夜，办公室出门拐角巷口的猪脚面，却一碗六块钱，加料另算。

　　于我而言，读书是一种自我寻找人生答案的思考，写文章则是一种将思考结果提纯及凝固的过程。与别人注重著作权不一样的是，我的许多文章中总是不拒绝免费转载，因为在我看来，思想的传播比版权更加重要。

　　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参与者、见证者、思考者、记录者和力所能及的推动者的我，在30岁时出版的第一本法律杂文集《法治的罗马城》的序言中这样写到：

　　在法治国中，法官的职责就是孤独而又执著地守望法律，如同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但在如今的中国，在法治的罗马城尚未建立起来之前，法官就不可能是高贵而孤独的王侯，而应当是个泥瓦匠，从抹一把泥砌一块砖做起；是个农夫，从撒一把种子锄一次草开始；是个传教士，把法律思想的种子，撒向每一颗心灵的深处。

　　不知不觉中，在法院工作已经15年时间，待过3个法院。记得到新成立的翔安法院报到时，那是个距离市区一个半小时路程的郊区法院，随身行李中，除了300多本书外还有两棵树苗，在院部找了个空地栽下了树苗，每次下班无法归家时，就坐在那树苗边的石凳上看书。《法庭的故事》就是在那时捣鼓出来的。

　　或许，种树是一种潜意识或者是一种隐喻，多年来，我不停地说，不停地写，在十字街头呐喊着，虽然声音已经日渐疲惫，但心灯犹燃，总以为，每一篇文章哪怕只有一人认同，参与的人多了，中国法治之路自然就在脚下。

　　当另一位青年法官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种树的黄鸣鹤》的后现代搞笑博文之后，“种树的”一词在法院内网不胫而走，后来我干脆就以此为自己的网名。

　　或许，一切的一切，正如在《种树的黄鸣鹤》中最后的那段对话：

　　“我要走了。”

　　“知道。”

　　“你知道这几年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嘛？”

　　“是什么？”

　　“我本以为我已经抛弃某些东西了，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不但没有抛弃，反而有了更新的体会，就像这两棵杨桃树一样，它们会以最适合这个土壤的方式存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