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在各种场合，人与人之间、同事之间，包括领导讲话、庆典致辞的抬头、行文之中，称“同志”“同志们”的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职务和“女士、先生们”“师傅”“小姐、小妹”等等。更有甚者，有些个人在机关单位，大大咧咧，把机关单位领导称之为“大老板”、“二老板”，同志之间互以“老大”“老兄、老弟”相称，热衷于称兄道弟，搞“哥们义气”、拉“小圈子”，而对老百姓则是另一幅面孔，“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背离了党的根本宗旨，丧失了干部政治本色。

    “同志”一词，始见于春秋时期左丘明的《国语·晋语》：“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又在《后汉书·刘陶传》出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的记载。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同志与先生、长者、君等词的涵义一样，视为同类，都是朋友之间的称呼。

    到了现代，“同志”成为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称呼。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内部就已互称“同志”。孙中山在1918年曾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许多仁人志士视“同志”为志趣相同者——林觉民在《与妻书》中道：“志向相同自有国同志者在。”；视“同志”为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写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那些一心推翻满清王朝的同盟会会员们也互称“同志”，听上去不但得体而且悲壮。孙中山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更是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1923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也多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同志”这个称呼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亲切尊敬的互相称呼。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还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至此，“同志”这一称呼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称呼，而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和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方式。

    “文革”中，曾经让“同志”这一称谓有了一次缩水，那时，作为人民内部的一种称谓，“同志”一词具有了敌我划分的功能，凡是称为同志者，都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是自己人；凡是不能被称为同志的，都被视为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同志”的使用也格外小心，生怕用错被说成“敌我不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再次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从革命战争时期到建设新中国时代，“同志”这个称谓曾经是那么神圣和亲切。不同的称谓，折射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地位，也反映出干部对群众的观念、态度和工作作风的不同。

    当前，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正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努力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更需要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同德，为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因此，不能上“同志”一词下岗，尤其是党员干部之间，还是称“同志”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