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记载了春秋时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贡间的一段对话。

　  商朝的法律规定：将草灰之类的垃圾倾倒在公共道路上的，一经发现，处以断手之刑。子贡认为这一条法律过于苛刻，而他的老师，一向主张仁政的孔子却认为：草木灰倒在街上，看起来只是一种小错误，但其引发的后果往往很严重，风吹处尘土飘扬，可以让人迷眼，老年人容易害眼病，而驾驶马车的人可能因此而引发倾覆事故。但是，人如果不往公共道路上倒灰尘，是很容易遵守的。也就是说，法律如烈火，看得见它的危害性使你不敢去触碰它，重刑是人们所害怕的，维护公共卫生却是很容易做到的，用人们害怕的东西去引导人们做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街上没有草木灰，也很少有人因为这条法律的存在而受到惩罚，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孔子的法律价值观在现代法治中也可以寻见，比如偷窨井盖的行为。窨井盖含铁，也就成为许多城市拾荒者顺手牵羊的对象，有时候，一晚上的时间，整条道路的窨井盖可能集体失踪。偷窨井盖虽然是小恶，但造成的后果却是十分严重的，失去窨井盖的竖井成为公共道路上最危险的陷阱，许多骑自行车的人在此摔得头破血流。据统计，2004年，仅浙江宁波一地，失窃的窨井盖就多达12550个，造成大量市民人身伤害案件的发生，一个8岁女孩因摔入失去井盖的竖井中而夭折。城市管理部门对这种小恶的行为也十分头痛，经常接到报案或相关投诉，疲于奔命却无能为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偷窨井盖被定义为盗窃行为，但面临刑事追究的尴尬处境：窨井盖的价值一般不大，即使当场被抓获，一般也达不到盗窃罪的量刑起点，顶多只能作治安拘留，而因为窨井盖失窃而受到损害的人，却很难举证具体个案间的关联关系（你知道都是王八蛋干的，却没办法证明是哪个王八蛋干的）。换句通俗的话说：违法成本很低。

　  2005年，杭州某区检察官们就进行思考，偷窨井盖虽然是一种盗窃行为，但其侵犯的对象不仅仅是公共财产，也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窨井盖失窃后导致公共设施处于危险状态，这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律构成要件。于是，在一起盗窃窨井盖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胡某被指控犯有危害公共安全罪，法庭宣判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案件宣判后，作为普法宣传中的典型案件，一石激起千层浪，盗窃窨井盖的行为数量立刻明显下降。因为盗窃一个窨井盖无非卖个十几二十块钱，面临的可能是3年以上的刑罚，没人会去干这种明显不合算的傻事，而关键的是，不去盗窃窨井盖也不至于饿死。

　  对于醉驾的刑事处分也是如此。《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拟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个条款，即“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这一条款的出台也正是出于这种思维。醉酒和飙车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为，行为人也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却由于对自己行为的放纵或公共责任意识的缺失，而将自身乐趣置于公众安全之上，法律规定对此类行为予以严惩，正符合孔子所说的“行易而刑重，故人不为也”。

　  事实上，对于酒驾和醉驾行为的严惩，不仅有利于保障交通安全，对于不良社会风气的约束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在许多饭局上，许多原本不喜饮酒的人就以“酒后不得驾车”作为挡箭牌，吃喝酗酒之风，也收到了间接整治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