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闲暇之余回顾了张艺谋早年的电影作品——《活着》。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和表现手法，张艺谋的影片一直都受到电影界、媒体以及电影观众的高度关注，他与陈凯歌、李少红、何群、田壮壮、冯小刚等导演们被称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他们成长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一群伴随着人们的赞誉与批评，在摸爬滚打中成长起来的，而张艺谋正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佼佼者。

    有人说，张艺谋不懂电影。的确，学摄影出生的张艺谋的电影有着许多看似不合电影规矩的东西，他总在寻求着一些不一样。就如某位影视专家认为的那样，“张艺谋的改变最大，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到《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已经完全不同，到今天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样子了。”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合规矩和变化，让他的电影无论在拍摄手法，画面，还是在对故事的阐述方式上都有着与众不同之处，却也让许多观众与影评人不敢苟同。然而，无论怎样的变化，他总能以极为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所要阐述的故事，就比如他的十多年前的那部电影《活着》。

    《活着》是一部跨越年代较长的影片，它把历史浓缩为个人的命运，如史诗般叙述了一个普通人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所遭遇的艰辛苦难和种种悲剧。这种史诗性被包装在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之下，同时隐隐露出一股的悲悯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影片的个人生存状态和苦难，在经过精简的历史背景里，体现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时代的荒谬感。影片的结尾虽然很温和，但颇引人深思。福贵的一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片中对大跃进、文革等时期也进行了温和的讽刺，也正因为这样早年《活着》虽然在国外获得了大奖，却被列为了“禁片”。影片中的绝望、无助、无力在黑色幽默里得到转变，变为中国人在艰难生存状态下的忍受——活着就是忍受。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暂时放弃了他对表现中国民俗本身的热衷，而转向用中国民俗去表达他对人在世上的命运关注。没有一部其他的张艺谋的电影具有《活着》这样深刻的内涵。福贵一家在电影中的悲惨遭遇只是层面上的故事，影片的主旨却是在演绎人在世上和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境况，它在讲述一个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影片透过一个人的一生遭遇，涵盖着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衍生出了对死亡的苦笑。在福贵的一生当中，最初的纸醉金迷，到五颗枪子的恐惧，到儿子夭亡时的悲愤，到女儿意外去世时的无奈接受，影片结尾时吃饭时的辛酸苦乐，个人命运随波逐流，被历史牵引。      

    这一部影片我看了三遍，很奇怪，它与其他电影给我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并没有因为再次的观看而觉得无趣。相反，再次的观看让我对这部电影所要表达的情感及包括张艺谋在内的中国第五代导演有了更深的了解。如果我们抛开社会体制等政治因素，你会发现《活着》其实是对“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句话最好的注解。生活中看似平静的外表下充满杀机，命运的不可预知及变数让人步步心惊：一场赌博，龙二赢了梦寐以求的徐家大院，却输掉了自己的性命；福贵断送了祖屋和父亲，却得以和妻子破镜重圆；和福贵出生入死的兄弟春生，日后成了杀死福贵儿子的凶手；女儿之死更是让我觉得人在命运之神面前的渺小和无奈，命运在此刻对福贵一家的玩弄达到极至，把他们在大悲大喜之间来回的折腾，也不知这命运究竟是何方神圣，可以如此肆无忌惮的横行。其实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个主题在中国第五代们当时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着体现，这或许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体现。

    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电影导演，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文革”的磨难，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早期拍摄了大量的颇具影响力的影片，并有多部电影在柏林、戛纳等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为中国电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时代在变迁，“第五代”导演们随着市场的变革，在商业化的刺激下，他们都在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开始有了不同的变化。如今，他们都在寻求着变化，尝试着新的风格，他们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电影不断摸索前行的历程，展示着中国社会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变革。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飞速前进和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改变，包括中国电影在内的中国整个文化产业都积极的在变革中寻求新出路，努力创造着符合现代人生活需求的文化作品。社会各界对这些包括中国第五代导演在内的变革者们充满了期待，他们还能为电影事业，乃至中国文化事业做些什么，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