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成果。奉行法律,无往不利,真的吗?其实,在西方传统上,对法律的质疑就一直存在。法律的领域之外，另有一片爱的天空。读了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保罗·卡恩所著《当法律遇见爱》一书后发现：爱，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始终持挑战着法律的王道。生命中，不能没有爱；生活中，迟早要与法律打交道。

　　当爱与法律相遇，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关于这个话题，莎士比亚的传世名剧《李尔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卡恩教授正是通过对《李尔王》的深入剖析，有力地论证了这样的观点：法律与爱，不能彼此取代，而是相互依存。

　　从某种角度来说，法治就是我们政治文化的全部。一切活动、行为和权利主张都逃不过法治的领域。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受到法律规制。但是，我们也可以换种方式来处理这些大小事宜，比如从爱的角度。法律与爱，不会安分地在我们的生活中形成各自的管辖区域，划地而治。相反，两者都会把各自的触角尽可能地向另一方延伸。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两者的紧张关系都无法完全解决。我们正是生活在这种无法调和的冲突中，尽管我们往往无法认识到这一点。而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会把这种冲突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么在我们的国度里，当法律遇到“爱”或“情”时，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举几个近年发生在我国法治事件中的例子：在“许霆案”中，许霆之所以由无期徒刑被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意的介入和影响。再拿“孙伟铭案”来说，与其说由死刑改判无期是因为他“有真诚悔过表现”和“慎杀”的法律理念，还不如说是他的父亲孙林以罹患癌症晚期之身多方奔走，卖房、卖车筹款赔偿过程中所表现的悲凉以及真诚的“替儿赎罪”行为打动了公众，包括受害者家属。改判，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法律对于这份“情”的回应。同理，在“邓玉娇案”中，也是由于“情”“法”互动，法院虽仍然认为“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最后决定对她“免除处罚”。

　　可见，法与情的交融非但不会有损法律公正，还能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佳统一。我们平时说“法不容情”，似乎法律就是死板教条的，事实上，“法”与“情”并非水火不容，它们之间也有平衡点。公正的司法，不是毫无变通地蛮干，而应“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

　　正如法谚有云：“法乃善良公正之术”，或许正因如此。也许，在刚刚走出校园的我们曾坚信“法不容情”，然而几年的法律工作经历，却使我在法与情的交融中，学会了理解，学会了思辨，学会了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