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百善孝为先’的优良传统，儒家经典《孝经》甚至把‘孝’誉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由此可见，‘孝’是一种普遍认同的传统道德规范。这种美德，在当前社会也应提倡，为人子女，不仅应赡养，更应善待父母，不因私利而妄言、而反目……”这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引用《孝经》裁判母女房产纠纷案中的判决词。

　　此判词一出，曾引来一片“拍砖”声：认为法律判决不能用道德说教，严肃的法律不能掺杂任何附加的感情用语云云。笔者却不敢苟同，反而认为此判决给法律判决词注入了人性化的含量，很好地把道德与法律有机相结合，值得推崇。

　　自古以来，人们总是把法官描写成“铁面无情”、“铁石心肠”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和神。皋陶是舜帝时代执掌司法的“大法官”，传说他是中国法律的创始人，史有“皋陶作律”及“皋陶造狱，画地为牢”之说。而关于皋陶的形象在《荀子·非相篇》中是这样描述的：“皋陶之状，色如削瓜。”即如削皮之瓜，面青绿色。将其面孔比附为当时流行的坚硬的金属青铜器——青铜器近青绿色，意喻为“铁面无私”的化身。再说家喻户晓的北宋著名“大法官”包拯，更是把他描写成：“黑漆漆、亮油油，一双眉眼怪双轮。头发粗浓如云黑，两耳垂肩齿似银。鼻直口方天仓满，面有安邦定国纹。”

　　其实自古法官为人做，道似无情胜有情。信手拈来几则古人断案的判词，看古代法官的人之常情。从敦煌山洞出土的一份唐代离婚案判词如是说：“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准妻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从这份判词中可以看出，这对夫妻因长期感情不和，法官为“解怨释结”而判决离婚，准其“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好聚好散。并预祝女主人能选择一个“高官”再嫁。情理交融，怎能让人不服。

　　南宋马光祖任建康知府时，有一天审理一件案子，有个风流士子翻越人家墙院，偷会室女被捉。主审法官马光祖见其文雅倜傥，想试一下他的才华，就用“越墙楼处子”为题叫他写诗。这位被告提笔写道：“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楼。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汉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马光祖读后暗暗称赞，便有意不予追究，还主动当起月老，提笔写下判词名《减字木兰花》：“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被告从偷会室女到与室女步入洞房，不能不感激判官马公的成人之美之情。

　　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郑板桥“审牛”案故事，则体现出古人断案，充分考虑到“天理、国法、人情”，把法、情、理融化其中。该案说的是两家为牛打起官司，原告说李某家的牛把他家的牛抵死了，要求李某赔偿。被告李某说，他家牛和我家牛在一起吃草，谁知两头牛为争草，就发起性子，互相抵了起来，我咋拉也拉不开，我家的牛壮实，结果就把他家的牛抵死了，这不能怪我，咋说俺也不会赔他的损失。原被告在大堂上争持不下，郑板桥在大堂上听的明白，大笔一挥，写下了判词让衙役分别发给原被告各一份，二人看判词后转怒为喜，双双扑通一下跪到郑大人面前说：老爷公正，我们俩都服判。说完两人高高兴兴地走出了衙门。为什么刚才在大堂上还争执不下的二人看到判词后转怒为喜呢？原来二人接到的是相同的判词，上面写着：“牛抵牛，角碰角，活牛两家用，死牛两家剥。”体现了以调为主，案结事了，以和为贵的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裁判文书一贯注重“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讲究事实、证据、法理。这本身没错，它是法律程序的规范要求。但是，由于格式化的色彩太浓，判决文书不仅显得“冷冰冰”，而且缺少人性味，更没有法官运用各种伦理资源去解决纠纷，使判决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如上所述，将《孝经》有关内容引入判决书，是在判决书中加上法官对该案的评论，在说法的同时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这在一些西方国家裁判文书中已是习惯性的做法，并被广泛接受。而在当下我们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大多刚性有余，情理不足，缺少“人情味”和人性化，这是个缺憾。情不通，感情相悖，即便再精准的法言法语，也免不了变成好雨浇在石头上。

　　“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把法官的形象神圣化、理想化、艺术化和脸谱化，表达了中国古代民众对理想法官公正无私品格的期望和追求。但法律并不是超乎社会生活的铁板一块，法的目的在于惩恶扬善，在于帮助人们解决纠纷，禁奸止过，为最大多数的人谋取最大的幸福。法官，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个特殊的教育工作者。在法律裁判文书中，充分考虑到法、情、理，克服铁面冷峻的一面，增添些人情味，彰显人性化，对于化解矛盾、止争息讼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