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我国诉讼代理制度正在日趋成熟和完善阶段，但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现代诉讼代理制度（主要指律师制度）萌芽较晚，对于诉讼代理制度的立法也远未成熟和完善，造成实践中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委托，代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人，称谓民事诉讼代理人，简称诉讼代理人。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理人具有各民事审判程序适用的普遍效力。委托代理人制度在诉讼中，律师或者其他诉讼代理人接受委托参加诉讼后，即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这种诉讼地位是一种类似于当事人的地位。因而其依法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而且，律师作为代理人时，其享有的权利比其他诉讼代理人更为广泛一些。公民诉讼代理，则是指在我国的司法诉讼程序中，非法律职业（主要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普通公民担任诉讼当事人（或被告人）的代理人（辩护人，以下省略）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利参与法庭诉讼的一种活动。这类诉讼代理，主要有当事人的授权委托，并经人民法院同意，都可以作为委托人代理人，排除那些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即使该公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法院认为其可能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以及法院认为不能接受委托，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本文分别对公民代理诉讼的渊源、发展、利弊进行分析。（本文共6060字）
一、公民代理诉讼的历史流变
我国出现诉讼代理人的历史可追溯到奴隶制社会。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由于严格等级制度的存在，贵族在发生争讼时自己不直接参与，而是派遣自己的诉讼代理人进行，他们不是专门的职业人员，而是贵族能言善辩的臣下。进入封建社会直至近代，被称作“刀笔吏”和“讼师”的民间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逐渐普遍，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但由于他们的代理行为存在的“挑词架讼”、扰乱司法管理秩序的情况，并危及封建王朝的统治权威，因此一直未被法律所认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以及随后的北洋政府陆续颁行了清末变法中制定但未及施行的一些法律，该些法律制度主要参照了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提倡律师代理诉讼的相关制度，但对于普通公民参与诉讼代理则少有明确规定。现代公民诉讼代理的雏形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根据地的立法。当时以及新中国建立后诉讼代理制度的建立都仿效了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一些做法。我国又分别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单行诉讼法，其中诉讼代理制度的规定中都明文规定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可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公民代理诉讼成为一种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实践。随着现代法律援助思想的兴起，以帮助弱势群体为己任的社会法律援助团体以公民代理诉讼名义进入诉讼领域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二、我国目前阶段存在公民诉讼代理的原因
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在于其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专业律师在质量和数量上仍不能满足需求。律师制度经过建国前后的几番沉浮，文革后律师制度恢复后的一段时期内从业人员相对较少，不能够满足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诉讼事务的非专业状况也使得诉讼参与人对于律师的需求没有强烈的愿望。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都是当事人的亲朋邻友，进行诉讼代理也比较方便，同时这种关系也有助于通过案件的审理起到教育周围人群以及宣传法制的作用。因此，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缓解了诉讼当事人对于诉讼帮助的需求矛盾。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传统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是公民代理诉讼存在的关键因素。我国的司法体制在实践中强化了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法院在查明事实、维护当事人权益的职权，在诉讼中当事人只需要消极地配合法院的诉讼指导，其自身的举证、辩论并不是最后裁判结果的决定因素，因此，由公民代理人参与诉讼与律师代理诉讼在很多情况下不存在什么区别。
三、公民诉讼代理在目前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尽管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具有一些制度上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变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和复杂；公民诉讼代理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在实践中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并引发了一些问题。
（一）经济利益驱动违法代理，实践中冒充律师收取费用代理诉讼的黑律师、土律师大量出现。三大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的资格都有较宽的范围，按照其规定，几乎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个人都可以成为公民代理人（除法律援助案件对援助人有一定限制外），造成一些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很容易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而向当事人收取报酬。前些年的实践也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以代理诉讼为业的“黑律师”、“土律师”群体在全国各地出现。这些没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普通公民“挑词架讼、胡乱收费、骗取钱财、干扰司法审判”，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二）素质不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社会生活的变化使得现代法律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诉讼的进行则更需要高度的技巧，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或者很少实际接触诉讼事务，因此其对于诉讼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具体诉讼程序的把握与律师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在最后的诉讼结果产生上往往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从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发现，许多案件的败诉方并不一定是在实体上没有理由，其败诉可能就是因为不合格的诉讼代理人没有尽到职责。
（三）法律服务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加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虽规定“不得以公民代理形式向社会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但由于该规定缺乏落实的具体举措而形同空文。公民代理人的有偿法律服务破坏了法律服务市场严格准入的制度，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无序状态。同时，由于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时不必承担任何管理费用和税费，因此在实践中除公民代理人进行收费代理外，出现了律师、法律工作者或公司法律顾问按本行业收费标准收费而以公民个人名义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情况，加剧了公民代理诉讼问题的复杂性和法律服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状态。
四、公民诉讼代理违法或法无明文规定时代理行为的效力
我国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依法从事诉讼代理的行为效力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一旦公民代理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或法律没有规定时，其诉讼代理行为的效力如何，法律则没有明确结论。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实务性，目前国内也鲜有相关讨论。英国律师法对此有一些相关规定。其明确，普通公民应当依照诉讼法律参与诉讼代理，不符合条件的人（如不具有律师资格）非法从事律师业务（指一些法律禁止普通公民代理的诉讼）所进行的行为和有关活动并非当然无效。如在刑事诉讼代理中，为最大限度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利益，违法代理的公民辩护人的行为也应当是有效的；法院可以限制或禁止不符合条件的人代表当事人出庭进行诉讼。如何确定公民代理诉讼行为的效力关系到程序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的重要问题，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强制非公民代理的案件（目前法律规定中刑事案件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规定），如果存在公民代理，则属于程序违法，除该代理行为产生的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可采纳为正式定案依据外，其他代理行为一律无效；如果一审出现该种情况，二审当以违反法定程序发回重新审判。
（二）法律许可公民参与诉讼代理的案件。根据实践，区分以下两种情况：
1、公民代理人参与代理违反诉讼法。主要是没有资格的公民担任了诉讼代理人，如公民代理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在一案中进行双方代理等。出现这种情况时，原则上已有的代理行为无效，理由是无资格人员不能代表当事人本人的意志。
2、公民代理人违反其它法律特别是律师法违规收费时代理行为的效力如何。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公民代理人代理行为的效力与其是否收费应当分开。只要是法律规定公民可代理的案件，程序的进行合法，公民代理人的行为代表了当事人本人的意志，审判中的代理行为原则上应一律有效；而对于有偿服务的公民代理人，则应当由审判案件的法院或司法行政主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罚。之后，是否允许公民代理人继续代行诉讼，应视委托人本人的意愿而定，并由处罚机关监控代理人的后续行为。
（三）公民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由于公民代理人是为了委托人本人的利益而存在的，由此，只要法律上给予委托人本人的权利，公民代理人都应当可以享有，这是一般的原则。而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只要公民代理人的行为是为了委托人本人的利益并且不损害法律上保护的其他权利，其行为就应当是有效的。
五、完善公民诉讼代理制度的若干建议
（一）普通代理人具备的法定要求为基础。首先，明确公民代理人应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得与委托人在委托事项上存在利益冲突；不得与对方当事人存在共同利益；不得双方代理等。其次，除了根据诉讼特性的需要外，对各诉讼程序中可以担任公民代理人的人员含义进行统一明确的界定。现行的各诉讼法对于公民代理人的规定中都使用了类似“近亲属”、“亲友”、“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社会团体”等语义模糊的词汇，该些词汇在语义上的不确定使得法律规定形同虚设；而即使是同一词语，各诉讼法中的解释也有不同，如在目前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对于近亲属的范围界定与刑诉法的规定是不同的。此外，一些法条中存在的含义或标准不明确的规定（如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都允许有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进行代理诉讼，但法条中没有对何种条件可以许可未作规定）则将标准进一步明确。目前法律的修订工作中，这样一些技术型的工作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对此，笔者认为以下人员不得担任公民代理人应予确定，包括：刑罚（包括缓刑）尚未执行完毕的人员；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受案法院的人民陪审员。除此，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是否可以担任公民代理人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外国籍人是否给予诉讼代理方面的国民待遇应按照对等原则处理；对于无国籍人，目前应规定不得担任代理人，将来则可视我国司法的开放程度以及管理方便与否再作确定。此外，港澳台等地区居民是否可以个人名义代理他人诉讼也是一个在实践中急需确定的问题，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
2、建立公民代理诉讼的登记制度，确定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公民代理人进行行政登记和管理。公民诉讼代理在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诉讼制度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除了在立法上进行规范之外，加强行政管理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目前的司法行政部门对于法律服务市场的管理还局限于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其虽然对公民代理诉讼中假冒律师的行为拥有法定的处罚权，但对未假冒律师的公民进行的诉讼代理则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江苏省在此方面的制度建设值得借鉴。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江苏省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司法厅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公民接受委托参与诉讼的有关规定，确立了以司法审查和行政登记为两个重点的双重管理体制，并在各地方建立了公民代理诉讼的行政登记制度。如金坛市明确“对公民无偿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的，应当由其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机关登记审批”。在这里，强调的是公民代理人在代理诉讼前需经登记的程序，这里的登记并非许可，只具有一般的程式意义。但该登记却有助于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对公民代理诉讼情况的掌握，有利于其管理和规范公民代理诉讼领域出现的违法现象。在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或法院进行相应审查后，对于某些以诉讼代理为常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的公民代理人（包括目前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以公民代理为名行谋利之实的情况），一旦确证，可认定其为非法经营进行相应处罚。如果该公民代理人有志于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可教育其通过相应的考试、考核，取得执业证书，合法地从事诉讼代理活动。对于一些非法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则要坚决整顿打击。
（三）完善诉讼程序规则，落实司法审查权。根据现各诉讼法规定，法院除了对法律上已规定不得担任公民代理人的人员得拒绝其代理外，法院的审查权只限于形式上审查代理文件是否完备。同样，由于“不合格公民代理人”审查标准在法律规定上的缺失，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无法真正落实。
笔者认为，从立法设置对公民诉讼代理进行司法审查为保障司法公正和当事人根本权利的目的来看，主要可以从（1）公民代理人详细的身份证明及其与当事人关系的相关材料。（2）对委托其他公民担任代理人的当事人本人进行相关告知制度。（3）赋予诉讼对方当事人异议权。（4）确定人民法院对于否定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决定为不可上诉之事项，但可参照回避申请决定的处理设置同级法院复议程序，对于坚持委托被拒绝之相关公民作为代理人的当事人，应明确告知其法律规定，如果该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则应当积极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四方面进行审查。
（四）加强公民代理人权利行使保障。在加强对公民诉讼代理管理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实践中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仍有一些被忽视的地方，公民诉讼代理问题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就是一种证明。在实践中，公民代理人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利保障也是一个较突出的问题。这里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现行立法对公民代理人和律师代理采取的是区别对待，双方在诉讼权利的行使范围、条件难易方面都有不同，由于立法对于公民代理人的诉讼地位未予明确，其特殊的权利如何、可以得到什么保障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公民诉讼代理存在先天不足也就必然；二是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公民代理人参加诉讼支持不够，没有很好地保障其正当代理权的行使。因此，通过立法明确公民代理人的权利范围以及行使的程序是加强公民代理人权利保障必须要做的工作。
公民代理他人参与诉讼是现代诉讼制度民主化的表现之一，但诉讼事务的高度专业性以及诉讼结果的功利性，使得如何处理好公民代理诉讼问题成为现行司法制度完善及实践中需要认真考量并加以解决的要务之一，笔者在此试图提出一些个人的考虑和建议，以有助于制度早日完善和成熟，并且也希望专家学者们对于诉讼代理问题做更多的关注。
注释：
【1】张耕著：《中国律师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中国律师制度的沿革’一章。
【2】谢佑平著：《公证与律师制度》第156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3】直隶高等审判厅书记室编辑：《华洋诉讼判决录》，何勤华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民事诉讼法》第58条：“……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刑事诉讼法》第32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行政诉讼法》第29条：“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为诉讼。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5】《律师的足迹新时期律师制度沿革》
【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四条。
【7】见最高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以及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
【8】参见江苏省高院、省司法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公民接受委托参与诉讼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