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是讽刺的幽默，因为寓言多是充满幽默感的，而大多数时候，幽默总是要多于讽刺的。但《动物庄园》是个例外。作为一个寓言，它带给人的幽默感觉是有限的，而在读者大脑中留下的更多是激烈的讽刺。

　　这是一个关于政治的讽刺作品，而讽刺的对象直接指向政制的一个核心——所谓的意识形态。虽然成书或者说发行于1945年，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历史记忆的国度，似乎包括现在的，我们必须承认，对于现在的我们这样一代那一切似乎是也只能是记忆。但伤疤可以复合，但疤痕很难复原，而那种痛苦感将是会刻入遗传基因的，毕竟这样的痛感是饱含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血泪。

　　我不愿意去过多讨论“意识形态”这样一个似乎显得有些像海市蜃楼的抽象概念。意识形态，这个德崔希伯爵（Count Destuttde Tracy）在1796年所创造的词，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拿破仑称帝之际，发现欧陆的哲学家多数对他有所批评，高傲的拿破仑遂以“意识形态家”轻蔑地称呼他们，自后在言语的使用上，“意识形态”偶尔会表现出负面的意涵。在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系谱上，其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高贵谎言”（thenoblelie）的思想。这样看来，似乎在马克思将其解释为“社会再造的工具”、“解释世界的方式”之前，这个词在感情色彩上似乎一直都是偏贬义的。当然，我绝无否定马克思的意思，他所奠定的现代意义上的，或者说，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一理论是极具创造性的。但就像马克思历史观中的一些观点似乎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观点加以否定之否定的扬弃，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似乎也需要“与时俱进”一些，至少可以肯定，把任何观点视作颠扑不破的真理都是欠妥当的，而将某些人、某些话奉做神明、金科玉律必然是危险的。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在坚持一些什么，但我想，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世界观的继承发展者而言，这样的坚持是可笑的、荒谬的。

　　因为愚昧，所以迷信。

　　所有政体都宣称自己目的高尚，但所有的政体都不过是手段，是组织政府的方法。似乎很多时候我们总会将实现问题解决的途径与问题本身相混淆。比如，民主。不得不说，我的观点是不太符合现时的主流的，但思想的触角是没有禁区的。作为知识分子，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是允许也是必须对常规有所超越。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迷信”是什么？不是我上文所提到的那些，至少，不是当下“迷信”的“主流”。和一些学者所持的观点相类似，我相信，当今世界最大的“迷信”便是“民主迷信”。现在的我们总是习惯用两种方式评价政制：一是把专制或法治的所有成就归于民主，二是把民主社会里的所有弊端说成民主程度不够。所有的问题只要“完善的民主”或“不断趋于完善的民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完善的民主”或“不断趋于完善的民主”又何尝不是一个神话呢？完美只属于未来，属于梦想，属于另一个世界。而这一切，属于宗教，属于“迷信”。

　　批评代替不了建设。诚如著名宪政学者张千帆教授所说：“中国的问题很多，你说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你至少要搞清楚对岸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中国的发展进程也必将是务实的。宪政之实行，法治之实现，是解决这些问题务实之道，也是必由之径。

　　中国需要信仰，但不需要“迷信”。务实的中国不属于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