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书记员从内勤那里接手了一件民间借贷案件，惊讶地说，“原告90岁呢”。
90岁！法官仔细看了身份信息， 90岁零10个月。原告的诉状是用毛笔字工整书写的，内容很简单，2001年被告向其借款1万元，约定月息3分，一直未还，到2016年4月，本息应当有18万元余元，街头遇见被告，原告同情被告还不起，被告遂亲笔书写借条，约定借款在2016年7月还1.5万元了结，到了9月，被告也未还款，在街头又遇被告，被告亲笔书写住址。但仍未付款，因此请求被告限时还来借款1.5万元，如还不起，每月必须向原告支付利息300元，另外承担诉讼费。
按照原告诉状上的电话，想通知被告尽快到庭，原告这岁数，真是时间不等人啊。但是电话根本没人接听。赶紧按照原告诉状上的地址邮寄了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文书，转眼被退回，查无此人。打电话给原告，原告的电话欠费。案件进展到这时，法官内心难免开始沉甸甸的。仔细研究了卷内原告提供的证据复印件，借条上的书写的住址很清楚，签名却很潦草，除了可以确认借款人姓何，名字“杰琪”似是而非，是否是这个三个字，有待考证。于是去派出所调取身份信息，依据借条上落款的名字，法官和户籍警察排列组合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何杰琪”。再依据原告提供的被告住址去核实，也没有被告这个人。
本案查询核实到此，需要告知原告补证，几番周折，法官一行人终于联系上原告。初见90岁的原告，他步履蹒跚，穿过社区办公室外的花园长廊，穿一套泛灰的蓝色衣裤，有些旧，但是很干净。原告见到身佩国徽的法官和书记员，眼中略过激动的光芒，然后咧嘴一笑，门牙全失。
原告听力不好，絮絮叨叨讲述了借款经过：他借款之前并不认识被告。2001年4月的一天上午，原告还住在老城区的平房里，当天旧邻居家，来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在邻居家呆了一小会就过来窜门，看到原告嘘寒问暖地聊天，原告一高兴就留年轻人吃饭，年轻人也不拒绝，主客相见甚欢地聊到下午，年轻人就面露难色，说有急用，请求原告借款1万元，并承诺月息3分。原告说他最受不了别人遇见困难，特别是年轻人文质彬彬，对老人有礼有节，看上去也不像是坏人，于是就去银行取好几张没有到期的存款，凑足1万元借给这个自称叫“何二娃”的人，何二娃一番感恩戴德的客气后翩然离去，借条都没有出具一张。转眼一月过去，不见何二娃按时来付利息，原告向邻居打探，邻居一听事情原委大吃一惊，原来何二娃是他乡下一个远亲的熟人，跟着远亲到家里来过一次，这次何二娃单独进城，就自来熟到家里坐了坐，邻居都不晓得何二娃大名，也不晓得家住何方，邻居去问过远房亲戚，亲戚说是进城途中在客运船上认识的，也不知道何二娃底细。再后来旧房改造，拆迁后旧邻居们各自散去，原告再也没有打探到何二娃任何消息。
本地虽然是个小城，但是有人口155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居然在2016年的4月，原告在小城的老电影院外遇见了何二娃，原告向何二娃追问借款的事情，何二娃依旧是文质彬彬，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还很爽快出具了借条和约定了2016年7月还清本息。15年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以这样的方式遇见，想一想那场景，就像是小说。此后何二娃再度无影无踪，直到2016年9月，原告再次在小城的另外一个街头遇见何二娃，何二娃故伎重演，继续向原告赔礼道歉，又向原告书写了居住地址和电话号码，得以脱身。第二天，原告便依据借条载明的借款人和住址向法院起诉。
承办法官按照规定向原告做了询问笔录，告诉原告，法院依据其提供的被告的名字和住址进行核实，没有明确的被告，案件进行到现在需要原告补正，要求原告在规定期限提供被告的姓名、住所地等信息具体明确，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否则人民法院将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一听，急得满脸通红，喃喃自语，“法院都不管，这钱是收不回来了”。
随后，原告又向法官提交了一封毛笔字工整书写的信，原告说：“被告用假名假地址欺骗原告，致使原告吃睡不安，现在求法官，救救原告，请法院施恩，去咨询派出所和乡镇府，帮原告查出何二娃真人真地址……”
然而，法院中立裁判，哪能给原、被告提供超出居中范围的举证帮助啊！
过了规定的补证期限，法院依法向原告发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裁定书，看到原告拿着裁定书，步履蹒跚离去，法官们心里都沉甸甸的。
在诉讼的过程中，不免会充斥着这样或那样的法律与情理之间的矛盾。法官是平凡的人，会有同情之心、恻隐之心，因而，法律给法官定位居中裁判，需要其一碗水端平的公正司法，不允许法官给当事人提供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帮助；同时，每行每业都有自身的行业惯例，这个社会也赋予了每一个人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作为社会职业群体中一员的法官也不可能超出其职业设定，法律也不允许法官在个案司法中过度的耗用司法资源，影响社会行规的自我进化。
法官友情提醒广大群众， “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友善是良品，信任需设置合理限度，在“熟人社会”转变为“规则社会”的时代，合理地保护好自身的人身、财产权利，不可盲目错信，也勿“贪小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