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接“哥哥”回家

　　到一九四五年冬天，哥哥参军四年多了。全家都在想，哥哥的部队在哪里？打了多少胜仗？日本鬼子都投降了，咋还不回家看看？就是再忙，至少也应该给家里稍个口信来吧？难道他没了？爷爷、奶奶、嫂子心里越来越不踏实，不敢再往下想，终日坐立不安，轮番到大门口守候， 期盼着能在街口突然发现哥哥回家的身影。

　　一天，爷爷又去门外转，不想喜讯没来却等到了一个“晴天霹雳”——有个人悄悄告诉爷爷：“您大孙子没了……”爷爷听后两眼发直，腿几乎迈不开步，扶着墙艰难地挪回家时已经说不出话来，眼泪围着眼眶转。除了在北平的父亲不知道外，全家人都明白了，奶奶喊、妈妈叫、嫂子躺在炕上打滚儿，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爷爷更是急得不知所措。

　　叔叔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十三团的队伍，打探清楚哥哥后来的一些情况；长圆脸，宽额头、浓眉大眼的哥哥参军后，成了十三团里最小的战士。他虽然是新兵，但最有文化而且作战勇敢。战友们都很喜欢他，亲切地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虞大头”。1942年7月下旬的一天，哥哥所在的十三团二连奉命在当地人民配合下在大洛泡村伏击由日军顾问带领到赵各庄清乡的70多名日伪军和特务。在那次战斗中，二连打死了日军顾问，俘敌三十余名，毙伤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枝及自行车70多辆，军用物资一部。但哥哥和另一个战士却在与敌厮杀中牺牲了，两人被安葬在大洛泡村。

　　叔叔带回了加盖有“华北军区”大印的哥哥的牺牲证。这时，全家人也开始冷静下来，一致决定要将“哥哥”接回家。

　　在叔叔回来后的第二天，早饭过后，叔叔带着我的几个堂哥在前头走，嫂子骑上一头大黑驴跟在后，直奔大洛泡村。在大洛泡村干部的指认下，哥哥的遗骨被起出。嫂子割破手指，看着几滴殷红的鲜血渗入哥哥的遗骨后 ，用厚布将“哥哥”包好，抱在怀里。下午，二街村公所派人送来一口厚重的棺材，家人将哥哥的遗骨小心放入棺中，在家里停放一天一夜，供亲戚们做最后的道别。第三天，街上站满了来为哥哥送行的乡亲们，在家人悲痛欲绝、撕心裂肺的哭声中，哥哥被安葬于离家三里地外的“马场”坟地。

　　这一年的春节，村公所的干部郑重地将“抗日光荣”的纸扁挂在我家街门的横框上——这是哥哥用生命和热血为我们家换来的荣耀。

　　　　　　　　　　　　　　　　浓浓的思念

　　哥哥虽然离开我们七十多年了，但却一直留住在家人的心里。哥哥参军前唯一的一张一寸黑白照片一直被细心地保存在镜框里，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解放后，因为家境较为富裕，我们家被评为富农。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我家又因坏人构陷而被抄了家。母亲居住的房子被强分给了别人，家里只剩下一间南倒座房和一间堂屋。母亲和我年幼的儿子被赶到离家三四里外的周家园一片大坟地前的一间小黑柴屋里和另一个老太太合住。 哥哥生前仅存的那张照片不知被抄家的人丢到了何处。

　　愤怒的妻子带着母亲到北京市革委会和国务院去上访，等了一个月，直到见到负责接待的领导，情况才发生了转变。　那位领导凝视着母亲拿出的烈属证，认真倾听着母亲和妻子悲愤交加的诉说，沉默一阵后，拿起电话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顺义县有关部门依照党的军烈属政策解决问题。那一刻，母亲和妻子都流泪了，是哥哥的在天之灵保佑了受难的母亲和家人。母亲终于搬回来住了，以后，又被再次“落实政策”——抄家时被抢到大队部的白色槐木大立柜被还了回来。数年后，母亲去世，我按照母亲生前遗嘱，将母亲葬在哥哥的坟旁。

　　哥哥生长在富裕殷实的教育世家，后来到北平城里读中学。参军前才十五岁的他，结婚也才一年，本可选择在铁蹄下苟且偷生，等待解放。但是，他却深明大义，以民族解放为己任，毅然放弃了这一切，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投奔八路军，直至以一腔热血战死沙场。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 ！应当让后人们记住他！近年来，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变得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2013年底我因心肌梗险些丧命之后。躺在病床上，回顾人生漫长历程，我就在想，到了为哥哥做点儿事的时候。　　2014年清明前，我跟儿子商量是否应当请政府为哥哥在潮白烈士陵园建个陵墓立块碑，我设计了石碑样式并草拟了碑文。

　　今年3月初，我通过家人正式向杨镇人民政府民政科提出这个请求后不久，很快就得到了答复。清明节前后，镇政府民政科的魏强同志多次主动、热情地和我联系，告诉我政府已经同意了我的请求并已开始启动这项工作。而今，我已年近八十，身体尙健，在有生之年能为哥哥做成一点儿事，这让我感到无比快慰。激情所至，文思泉涌，欣然作词一首借以抒怀：

　　忆秦娥　怀兄

　　少年郎，抛家舍业杀东洋，杀东洋。碧血浸透，大洛泡庄。　

　　亲人无语泪千行，立碑移冢潮白旁。潮白旁，白花似雪，情满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