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杂文集《坟》的题记中写到：“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这段夹杂着自责的反省，也颇令我脸红。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偶尔也会抒一抒胸臆，发一发感慨，明明几百字就能结束的文字，下笔成文的时候，却总是想超过一千五百字。结果，只能生凑。

　　按说，作文的时候，意尽言当止，但现实却不总是如此。现在的教育，小学、中学，甚至大学，每次作文都有字数的要求，低于规定的字数就是不合格。在这样一考定终身的体制里，即使学生有勇气叛逆，家长和老师也一定会齐心协力，把他拖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科举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上千年，状元也诞生了几百个，但令他们金榜题名的华翰却没有一篇能够广为流传，这不能不是一个讽刺。

　　对于那些靠文字谋生的人，要求他们“不生凑”简直太难了。“按字计酬”的标准意味着字数就是金钱，文章越做越长的现象也就不难解释了。一位当红的网络情感作家曾经向我诉苦：每天至少要码六七千字，而且不能间断，读者等着刷新呢！一部作品的字数，动辄

　　都是百万起步，二三百万字的作品俯拾皆是。我从来没有阅读过网络小说，对她说的这一切也没有考证。如果确如她言，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完成的《红楼梦》，放在网络上，只能算得上一本小书了。有一次晚上闲聊，她问我在干嘛，我回答在读蒙田的文章。那时我正迷恋蒙田的文字，因为她是作家，料想她一定熟悉蒙田，于是准备向她请教几个关于蒙田文字风格的问题，她迟疑了一会，莞尔一笑说：“我知道蒙恬，秦朝人吧？穿越题材的小说里面有他。”

　　研究生期间，课程不多，生活散漫，因为互联网的普及，也会因为心情的起伏记下一些文字，当时从来没有想过字数的问题。现在回头发现，有限的几篇，多是三五百字。毕业后进了机关单位，因为有调宣的任务，时常也会提笔。有的放矢的议论，非我所长，于是只能对着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有专人统计各部门人员公开发表的文章，然后根据文章发表的平台给你所在的部门和个人进行记分。有些文章，因为字数的不同，分值也呈现出差异。一千五百字是一道门槛，低于的记0.4分，超过的则记1.4分。因为有利益差别，于是再写文章的时候，就格外的关注字数的多寡。我的很多文章，就是这样生凑到一千五百字以上的。

　　古代的文人写作，没有金钱的利益，多是出于个人兴趣和理想，因此，脍炙人口的佳作就层出不穷。因此可知，没有利益的裹挟，纯粹的写作更容易出精品。印刷业发达后，有品的文人仍然不会草率下笔。就拿被称为“稗官”的小说来说，被奉为经典的那些，莫不都是作者的呕心沥血之作，而且，有些还经过历代文人不断的加工和改造。作品的艺术质量，并不在于文字的长短，百万字的《红楼梦》是“稗官之上乘”，四余万言的《边城》亦被尊称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先秦诸子百家，文字多是几万字而已，一本《道德经》，不过五千言。

　　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又写到：“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时就常常更谨慎，更踌躇。”这样的自白，可谓推心置腹。文豪姑且如此，况我辈庸众！

　　必须要停笔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如果还要超过一千五百字，又有生凑的嫌疑了。意已尽，言当止矣！